新加坡自1959年建国、1965年独立以来，保持了近四十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从400美元上升至3万多美元。其奇迹般的经济成就一直为经济学界所关注。

不久前，大摩经济学家谢国忠一语惊人，在其内部交流邮件中说，新加坡的经济成就主要是依赖印度尼西亚贪官的洗钱来维持的。最近这个国家开始肃贪，使得流入新加坡的资金减少，新加坡的经济增长会减慢。为了改变这种趋势，新加坡开始新建赌场以吸引非法资金的流入。这一观点被披露后，引发谢国忠辞职，也再次引起人们对新加坡经济增长模式的探讨。

市场开放与人力资源战略

在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中，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生产要素，即土地、资本、劳动和企业家才能的潜在存量和实际投入的流量。以新加坡的自然条件而论，其土地和自然资源十分有限，虽然通过围海造田使其国土几乎增加了一倍，依然是弹丸之地。而与土地资源相关的自然资源，包括石油、天然气及各种生产资料基本依赖进口，甚至喝的水和建房子的黄沙都需要从马来西亚进口。所以，在封闭的经济环境下，新加坡要保持持续的经济增长是不可能的。正因为如此，新加坡在建国之初就确立了市场开放的基本国策。

市场开放带来的自然资源涌入对新加坡提出了较高的国际支付能力要求。以什么样的产业来支撑经济至关重要。新加坡在建国之初，以自身环境条件为基础，60年代以港口、化工等为主；70-80年代建立了完备基础设施，以电子、金融和旅游业完成了经济起飞；90年代发展房地产遭遇挫折后，迅速以IT产业赶上历史潮流。但是，早期发展制造业和完善城市基础设施所需大量资金投入一直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这也许是谢国忠诟语新加坡立论的起点。

很明显，新加坡是秉承开放的原则建立资本市场的。一方面利用外部资金的流动弥补本国资金的短缺；另一方面其税收为公共财政提供了税源，也为制造业建立了融资平台。当然，在这样一个庞大的金融市场中，存在洗钱等非法交易是难以避免的。但退一万步说，谢国忠的立论是成立的，我们也要分析为什么有大量的非法资金流入新加坡而不是其他地区？此外，仅有资金的流入也无法保证经济的高速稳定增长。

世人皆知，仅有自然资源难以保证经济持续稳定发展。新增长理论认为，人力资本，特别是具有特殊才能的人力资本的知识资本的存量是保证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新加坡在独立之初是一个人力资源十分有限而且平均教育水平比较低下的国家。它如何建立具有现代知识水准的人力资本？

新加坡采取两条腿走路的方针，一方面在国内实行义务教育为主导和职业技术教育为辅助的普通劳动者的培养体制；另一方面大量引进最优秀的人才到新加坡工作，甚至不惜代价帮助年轻人进入新加坡接受教育。新加坡也采取了十分开放的人口政策，以世界上最优厚的待遇吸引世界各地最优秀的人才，同时，保证自由的出入，形成良好的竞争机制，这就解决了高层管理人员匮乏的困境，也保证了国家公务员队伍的稳定和均衡的成长。

新加坡在吸引优秀人才进入国有企业管理层方面，也有独到之处。有效的招聘制度，与国际接轨的管理模式，完备的监管体制，良好的生活条件与收入，都是一流企业管理人才进入和长期为新加坡国有企业服务的基本保证。所以，新加坡的国有企业效率是其他国家国有企业难以比拟的，甚至在许多领域与私营企业竞争也不落下风。

然而，自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后，新加坡政府清楚地看出，原有的经济发展模式存在巨大的市场风险，特别是金融市场及其关联市场，如房地产依然隐藏着潜在危机。为此，新加坡开始全面的产业转型，很快实现了从制造者服务业向智能型服务业的有效转化，实现了新增长模型所描述的景象:依靠可积累的、具有规模报酬递增的要素为主导的产业模式，走上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新道路。

但是，上述经济增长原因的分析，是否可以全面解释新加坡的经济增长之谜？个人认为难以全面说清。因为具备上述条件的国家远不止新加坡一个。那么，谢国忠提出的观点是否构成决定性的条件？我们暂时无法验证谢国忠的观点真实与否。但是，我个人认为其观点从逻辑上难以自洽。远的不说，澳门就是一个十分典型的案例，如果依靠洗钱和赌场就可以保证经济增长，那么，是否可以推断澳门应该是世界上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地区呢？

政治专制下的经济增长

上面对新加坡经济增长原因的解析，仅仅部分说明了新加坡长期经济增长的原因。因为能够具备上述条件的国家不在少数。但是，能够维持如此高的市场的开放水平、经济增长幅度、社会平等状况、政府的廉洁程度以及政治体制上的专制程度，恐怕除新加坡外绝无仅有。而正是这些条件的相互制约构成了新加坡经济增长的基本源泉。

这里我们必须讨论新加坡现有的政治体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这正是新古典经济学中忽视的要素。正如罗伯特·巴罗指出的那样，仅仅用传统的要素解释经济增长之谜，其解释的程度不会超过50%。沿着巴罗的思路，我个人认为近似专制的政治体制、家族式的国家管理模式与经济上的高度自由化、国际化所构成的长期稳定的社会模式是保持新加坡经济增长的本质原因。

许多人认为，专制的社会体制不会使经济高速发展，这本身是对历史的误会。从远一点说，中国曾经经历了两千年的专制社会，也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保持较高速度的经济增长。近一点说，工业革命以后的英国至今保持着君主立宪的制度，也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在世界经济中保持领先地位。因此，我们不能将政治上的专制与经济上的停滞或倒退划等号。在一定条件下也许正好相反。但是，我们很少涉及这些特定条件下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模式，而是先验地将其排斥出研究考量的范畴。就新加坡而言，最重要的条件是市场的高度开放与政府机构的廉洁与透明，当然，很小规模的城市化国家与较薄的官僚科层也是十分重要的因素。

应该指出的是，专制的政治体制降低了民众享有民主的权利，但是，同时也减少了实现民主本身所需要的社会成本，更重要的是避免了实现民主过程中可能产生的风险，特别是对新加坡这样一个自然资源十分匮乏的国家，国家的稳定比政治上的民主更重要。因为国内一旦发生动荡，资源的匮乏使其没有任何可以回旋的余地，必将短期内将国家置于灭顶之灾之中。如果马来西亚不向新加坡供应淡水，就可以在一夜之间将新加坡变成“焦渴”的城市。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加坡人十分明白发生社会动荡的后果。政治上的专制也许就是换取经济上稳定的成本。

建立良好的社会福利保障体制是保证政治上专制的前提。政治上的专制不可能不引发社会的不满，为了解决这一棘手的问题，新加坡建立了普惠的社会保障体制，使每一个公民享有尽可能高的社会保障。也就是说，强势政府在剥夺民众民主权利的同时，也为民众提供了目前世界上最好的社会保障，这就消除了民众希望通过政治斗争谋取更大经济利益的潜在条件。可以说，新加坡建立的住房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和教育制度等一系列维护民众基本生存和发展的保障制度是维持其政治上专制的必要条件。

专制的政治体制是否一定会导致官僚机构的腐败？这一点在新加坡又是不成立的。新加坡政府十分清楚，要保障上述福利制度的实现，必须建立高效廉洁的公务员队伍，而这一方面新加坡又是全世界的典范。以高薪养廉为基调的公务员体制，使得违规成本巨大，而法规的高度透明使其难有寻租的空间。同时，要素市场的高度开放使每个公务员面临巨大的外部竞争压力，必须勤勉工作，不断学习，才能保障自己不被世界各地的优秀竞争者所替代。当然，开放的社会环境，也给了许多选择政治民主而愿意放弃新加坡优裕生活条件的精英离开新加坡的自由。这一点也许就是新加坡始终保持活力的重要要素。

更有意思的是，尽管新加坡表现为“家天下”的政治格局，但她以“精英治国”为基本准则，无论是大型国企“淡马锡”的高管还是国立新加坡大学的教授，都以全球人力资源作为自己的考虑范畴。这种家天下的管理模式与开放的社会环境相结合，保证了管理层本身具有高度的国际化眼光和能力，也促进了人才之间的竞争，使得真正有能力的“精英”构成新加坡经济增长的中坚力量。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量新加坡留学英美的青年才俊学成回国，已经逐步成长为支撑新加坡未来发展的核心力量。

新加坡社会文化的特点也应该提及。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意识形态是保证政治上专制的基本价值理念。“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道德观念为建立这一体制提供了基本的价值规范。以汉语和英语为双国语的语言体制，使得其既可以维持汉文化的基本规范，也使其精英阶层具有较高国际化程度，或者说，国际化的成本较低。

当然，必须说明的是，笔者本人并不赞成政治上的专制。但是从上述分析可以清晰地看出，新加坡的高速经济增长是由其独有的自然条件、人文社会约束所决定的。按照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甚至加上新增长理论也难以全面解释新加坡经济增长之谜。也许这就是谢国忠独辟蹊径对其进行解析的原因。

跳出新古典理论的框框，在一个更加广义的经济增长空间里，我们可以看到，政治上的专制、家天下的管理模式与开放的经济环境相结合，加上以儒家文化的价值理念为基础，以吸引精英治理为手段，也许就构成了新加坡经济增长之谜的谜底。